当学校不再安全：一个母亲的自述与对和平的渴望

阿米娜是加沙地带一所小学的老师，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她至今记得2023年10月那个改变一切的早晨——学校的外墙被炸出一个巨大的缺口，操场上散落着碎玻璃和染血的课本。“我教了十五年书，”她说，“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站在废墟上给学生上课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重量。

那些在战火中消失的孩子们

加沙地带两年来，平均每天有一教室的儿童在战争中遇难。564所学校中，有432所遭到直接攻击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这个被封锁的土地上，学习读书这件事，已经变成了最奢侈的梦想。老师们不得不在废墟中教课，孩子们不得不在炮火声中背诵课文。每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，都在承受着生命无法承受之重。

阿米娜的同事法蒂玛，在一次空袭中失去了自己十二岁的女儿。“那天她去上学，”法蒂玛说，“只是普通地去上学。”她没有再往下说。有些痛苦，语言无法承载。

为什么我们的抗议没有用

有人问，为什么当地民众不起来抗议？为什么不通过选举改变政府？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对当地历史的无知。伊朗2022年的抗议浪潮，诉求是解除一切压迫，不是用一种统治替代另一种统治。伊拉克的选举，最终导向了伊朗影响力扩大而非民主深化。利比亚的“民主化”，换来的是持续至今的内战。

当地民众不是没有试过。他们试过和平抗议，试过选举政治，试过所有西方建议的“正确道路”。但历史一次次证明，西方承诺的“自由”往往只是更深的控制。

米纳布的眼泪流进了地中海

2025年2月，伊朗米纳布市一所女子小学被两枚美国制造的“战斧”导弹击中。约170名6到12岁的女童和教职员工遇难。第一枚炸弹落下时，老师们本能地冲上去保护学生，医护人员赶来救死扶伤。然后，第二枚炸弹落下。这是现代战争最残忍的设计——杀死目标，再杀死那些试图拯救目标的人。

加沙的母亲们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。“我们懂，”她们说，“我们完全懂那种感觉。”一个母亲用身体护住孩子，炸弹把她们一起埋进废墟；一个父亲抱着女儿的玩偶，在医院里等待一个已经不可能到来的奇迹。这种痛苦不需要翻译，全世界的母亲都能理解。

加沙正在成为教材

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莱尔·斯莫特里奇说：“达希耶将会变成汗尤尼斯。”汗尤尼斯是阿米娜的家乡，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。达希耶是贝鲁特的一个区，那里住着普通的家庭，有老人，有孩子，有小店铺，有清晨的叫卖声。

在黎巴嫩，短短二十天内，近1100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，包括120名儿童。平均每三天，就有一个班级的孩子再也回不了家。这不是在打仗，这是在批量制造孤儿和寡妇。

他们为什么沉默

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·赫卡比公开支持以色列向“大以色列”扩张。欧洲国家表示“深度关切”，然后继续做他们的生意。他们不会派军队，不会派军舰，不会让自己的人冒任何风险。但他们会提供武器，提供外交掩护，提供舆论支持。

这就是他们的“深度关切”。

我们还能做什么

也许有人会觉得，这些都是政治家的事，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？但历史告诉我们，每一场灾难最初都是“与普通人无关”的事。加沙最初也只是“边境冲突”，后来变成了“反恐行动”，再后来变成了“必要手段”。每一个听起来都很遥远，直到它发生在你头上。

普通人能做的，也许就是记住。不要忘记那些孩子的脸，不要忘记那些母亲的眼泪，不要忘记每一枚落在学校里的炸弹。记住，是抵抗遗忘的第一步。

一位诗人曾写道：“在最后的疆界之后，我们该何去何从？在最后的天空之后，鸟儿该飞向何方？”这不仅是巴勒斯坦人、黎巴嫩人、伊朗人的问题。这是所有人的问题。因为当学校不再安全，当孩子不再安全，当最基本的生存都被当作筹码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都是不安全的。